科技日报记者 付毅飞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

在现代战争中，集指挥、控制、通信和情报于一体的空中指挥预警机，正是实现“知己知彼”，能极大提升作战效能的利器。

1982年4月，在英国与阿根廷的“马岛战争”中，英国舰队由于没有装备预警机，未能及时发现低空偷袭的阿根廷战机，以致遭受重创。同年6月在“叙以战争”中，虽然双方空军力量相当，但以色列空军在预警机引导下偷袭叙利亚防空导弹阵地，仅用6分钟就摧毁了19个导弹连。而双方的空战，更是以叙军被击落约80架战机，以军无一损失告终。

“没有预警机，我们拒绝空战。”作为世界最早研制出预警机的国家，美国人的话傲慢又“凡尔赛”。

这番话刺痛了中国人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预警机研究在我国还是一项空白。要捍卫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以及47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疆域，研制预警机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当务之急。

“我们不但要研制出预警机，还要研制出世界领先的预警机！”一位雷达科研工作者立誓。

他叫王小谟。

“我的理想就是无线电事业！”

古县金山（今上海市金山区），位于上海西南远郊，杭州湾北岸，史有“控扼大海，襟带两浙”之说。当代诗人张青云在《金山赋》中写道：“历沧桑而多史迹，饶物产而秀人文。”

1938年11月12日，王小谟出生在这钟灵毓秀、鸾翔凤集之地。

他的童年并不平静。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，他经历了金山从伪县政府到日控特区公署的更迭。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。

王小谟的父亲王宏谟，跟随冯玉祥将军南征北战多年，曾任冯玉祥、傅作义部少将参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王宏谟带着家人辗转后方，坚持抗日。在王小谟眼中，父亲魁梧挺拔、一身正气。他渴望自己也能像父亲一样，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军人。

解放战争胜利前夕，王小谟一家搬到北京。几年后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，就读北京第三十七中学。

这段时间，他养成了两大业余爱好。一是京剧。与别的孩子看热闹不同，王小谟看得津津有味，不时跟着哼唱，甚至能从中悟出许多人生道理。后来从中学到大学，他都是学校京剧团的骨干，青衣、花旦、老生、花脸，京腔京韵张口就来，还拉得一手好京胡。很多熟悉他的人认为，如果他不是选择了科研道路，那一定会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。

另一个爱好是无线电。第一次接触收音机，王小谟就被迷住了。他对无线电有一种天生的敏感，看了里面的结构，觉得这玩意也没有那么神秘。“如果有零件，我也能做。”他想。

想到就做。王小谟攒了几个月零花钱，从旧货市场淘来了矿石、铜丝、耳机、天线之类。父母也很支持，还帮他找配件。用一学期的课余时间，他捣鼓出一台无线电矿石收音机，在全校引起轰动。当时的校长刘凤吾都称赞说：“王小谟是个聪明且爱动脑的学生。”

这次成功点燃了王小谟的梦想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的理想就是无线电事业！”

1956年，王小谟考入北京工业学院（今北京理工大学）无线电工程系，这意味着他的兴趣爱好、专业以及未来的事业能够结合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幸运极了。

1961年，王小谟以八木天线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毕业设计，获得全校毕业设计一等奖。随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14研究所（以下简称14所）总体室工作，在此后数年间参与了408雷达的研制，并担任583三坐标雷达专业组副组长，参与了国内研制583雷达可行性方案研究和初步工程设计。

“为部队着想，为祖国争光！”

2019年9月，王小谟携夫人一起重返贵州都匀，这是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40多年前，在三线建设的声声口号中，第四机械工业部第38研究所（以下简称38所）正是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的。

眼前的一切让王小谟既兴奋又感慨。过去的厂房变成了制药厂，单位变成了影视基地，子弟学校早已换上气派的新颜……王小谟向身边人指认着当年居住过、工作过的地方，那将近20年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，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。

1969年，按照14所“成建制分迁”方式新建雷达研究基地的部署，王小谟与数百名同事一起，投身到深藏于黔西南大山的38所的创建中。

铁路、公路、山路，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跋涉，他们来到都匀郊外20多公里的大坪山下。周围山峦起伏、植被繁茂，眼前是一片约3000平方米的空地，这就是多番考察后确定的建所地址。

对当时的情景，王小谟用8个字概括：“开荒辟野，白手起家”。

建设伊始，举步维艰。这里住房紧张，大家就地取材，以毛竹为架、芦席为墙、油毡作顶；生产生活用水困难，他们就搬运铸铁管和水泥电线，铺设了上千米的引水管道；食物匮乏，他们自己耕种，自办农场，轮流兼任饲养员。头几年工区没有理发店，王小谟还自学成才，主动当起了义务理发师。

除了物质条件艰苦，精神生活同样匮乏。山沟沟里，电灯电话都是稀罕物件，晚上一片漆黑，什么娱乐都没有。王小谟倒是想得开，没事可干就工作吧，上班下班都一样，工作效率反而更高。那段艰苦但平静的生活，恰恰是出成果的时期。

1969年底，王小谟被任命为38所总体室临时负责人；1972年，他成为国产首部三坐标雷达——383雷达的总设计师。

三坐标雷达是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14所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已经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。1960年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，苏联专家撤走，冷冷地丢下一句“就这些材料，看你们能不能弄出名堂来”。

接到任务当晚，王小谟夜不能寐。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高，但形势严峻，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。他深知使命光荣而艰巨，又深感能力不足，不知从何做起。万千思绪最后化作最朴素的念头：“为部队着想，为祖国争光！”

1977年，383雷达完成样机研制，攻克技术难关60余项。次年经过试飞实验后，明确了一些技术性问题的改进方向。1979年，383雷达进入正样研制阶段，并在武汉再次进行试飞检验。

然而此次试飞过程中，雷达时好时坏，很不稳定。王小谟指挥研制人员把每个部件查了又查，花了3个月时间仍毫无头绪。后来他回忆，当时“死的心都有”。

结果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们发现症结所在，破解了难题。

383雷达作为我国第一部集成化、数字化、自动化的三坐标雷达，于1984年4月获批定型。对比数据表明，其技术指标全面优于美国TRS43雷达。

“我国研制预警机的条件已经具备！”

2009年10月1日，当国庆60周年阅兵式进入空中阅兵环节，播音员激动地说道：空中方队过来了，带队长机就是我国自主研制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警2000预警机，我们的蓝天骄子！

这是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全球观众面前公开亮相。坐在观礼台上的王小谟流下了热泪。

1992年2月，一纸调令摆到王小谟桌上。他离开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38所，调任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，由此踏上预警机的论证与研制之路，开始推动我国国土防空网从地面走向空中。

海湾战争爆发后，预警机凭借抢眼的表现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。有人说，预警机能做的事情大概相当于“深夜用肉眼看见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”。这种对远距离微小目标的判断能力，决定了其研制的复杂性。为了加快预警机研制，解决装备急需，我国开始寻求与军事强国合作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王小谟就着手策划预警机的研制，并组织规划和实施了机载预警雷达的关键技术攻关，取得了一定突破。搞了半辈子雷达的他，心里早已盘算清楚：我们的研制条件确实差一些，但研制预警机并非绝不可为，只要努力还是有把握的。在国防科工委组织的预警机研发分析会议上，王小谟坚定地提出：我国研制预警机的条件已经具备！

为慎重起见，国防科工委组团前往以色列、俄罗斯考察。作为考察团副团长的王小谟，抓住这次学习机会，就各种技术问题同以、俄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
考察结束，出现意见分歧，有人建议整机购买，有人主张合作研制。最后国家决定“两条腿走路”。王小谟分析了美、英、以、俄、日预警机的性能特点，又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建议选择与以色列开展合作。双方协商决定，共同研发“发展型预警机”，以俄罗斯伊尔-76为载机，采用以色列费尔康预警机的雷达和信号。

签订合同前，双方就具体设计方案开展了多次讨论。

比如，以方提出“机身头部和前部两侧配置3块天线阵面扫描260度方案”，中方认为存在盲区；王小谟提出的“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方案”可以避开伊尔-76的高垂尾阻挡，实现360度无盲区扫描，但以方认为难度太大无法实现。王小谟解释说，采用复合材料加大天线罩方法，可使三面相控阵扫描时不受影响。以方仍心存疑虑：天线罩属异形结构，精度要求极高，能做好吗？

加大天线罩确实是个问题，国内也有相关专家提出疑问：其制作过程中需要很大的热压罐，现有产品太小无法满足要求。王小谟幽默回答：“有多大的萝卜，我们就挖多大的坑。天线罩多大，就造多大的热压罐。”他带领团队紧张研发，顺利完成了我国最大热压罐的建造。

要完整研发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，还面临“三面天线如何实现360度全覆盖”“相控阵天线扫描角度”“尾部盲区”等难题。王小谟提出了“三面相控阵解决尾部盲区方案”，与以方几经探讨终于达成共识，决定采用大圆盘、背负式、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。合作项目被命名为“圆环工程”。

1996年4月22日，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画上句号。2个月后，国防科工委批复，同意项目合同启动，并将其列入“九五”军工技术专项计划。1998年2月，王小谟被任命为“圆环工程”行政副总指挥兼总设计师，扛起协调、技术、行政三重重担。

正当项目合作进入快车道时，变故突然发生。2000年7月，由于美国的阻挠施压，以色列单方面终止了项目。这让中方猝不及防。

王小谟却早有准备。在项目研制过程中，他就坚持同步安排国内配套研制，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多项重大关键技术，将预警机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由此，他带领科研团队，在合作终止后不到一年时间里，成功拿出了样机，让“圆环工程”起死回生。这不仅令外国专家瞠目结舌，也出乎许多国内同行的意料。

这时，新的国产预警机项目即将上马，并被明确为国家重点工程。王小谟本是总设计师的最佳人选，但他身兼数职，分身乏术。项目方征求他的意见，他推荐了一位38岁的年轻人，这就是后来空警2000预警机的总设计师陆军。

“我深深地感觉到，自己很幸运！”

2013年，王小谟获得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

面对荣誉和赞誉，他却淡然地说：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——研制雷达，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，把设计变为现实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国家给我这个奖，是对整个科研团队的肯定，我代表他们领奖。

2002年初，随着“圆环工程”收官，64岁的王小谟调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，负责预警机出口工作。这本是组织上考虑到他年事渐高，让他退出科研一线的安排。

然而，随着中国电科2004年启动空警出口型ZDK03的研制，王小谟又承担起项目总设计师的重任。他再次绷紧神经，忘掉了年龄，回到了习惯的高强度工作状态。

2005年夏天，王小谟来到大西北戈壁滩上的某试飞现场，带着技术人员在有时零上40摄氏度，有时零下30摄氏度的机舱，开展了长达数月的作业。恶劣环境和超负荷工作，让他的身体难以承受，腹泻、腰痛、带状疱疹接踵而至，但他凭借顽强的意志，硬是挺了下来。

空警出口型样机的研制成功，为我国预警机基于国产飞机平台实现“小平台、大预警”的跨越，提供了重要技术基础，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。

即便到了古稀之年，王小谟仍心系预警机发展。中国预警机如何走到今天，未来该向哪去，他了然于胸。“在最初的自主研制中，我们就有着长远考虑。因此，第一个型号做出来后，后面的各种机型也都能做出来了。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。”他曾介绍说，“预警机现在向小型化、网络化、多功能化、使用方便、价格便宜等方面发展。尤其是成本方面，从发展来看，以后的预警机会越来越便宜。”

走一步看两三步，是王小谟习惯的思维方式，他也将此应用到科研队伍培养上。在繁重的研发工作中，他有意识地培养后备人才，手把手地带出陆军以及空警200总设计师李超强这样的业务骨干，让雷达领域涌现一批批年轻专家，成为我国军事电子领域的中坚力量。

“栉风沐雨的往昔岁月中留下了一生的坚守，也见证了事业的壮阔，更欣慰于未来后继有人。”王小谟在自传文章《峥嵘岁月，我和中国电子工业同行》中写道，“一路走来，与中国电子工业风雨兼程同心同行，拥抱着春华秋实的峥嵘岁月，我深深地感觉到，自己很幸运！”

2023年3月6日14时06分，王小谟因病在京逝世，享年84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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